疫情期间的一些思考:自由与文学相关

它们都散落在各处,现在一一拾起,放入此处。

一、关于康德的自由的观念。
我不知道以下的理解是否贴近康德的本意,毕竟康德的文本太难读了。不过我仍把它视为对康德的自由观念的一个阐释,日后有机会也许我会进一步对其进行修正。(主要来源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部分来自于维根特斯坦。)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那里,对自由做了一个简洁的义务论视角的论证,即实践理性制定的规则成为了评价是否自由的标准。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实践理性制定的行为规范,这个人才能说自己是自由地做某事。一个人为什么应当服从实践理性制定的行为规范?因为该行为规范的权威来自于我们自身。而实践理性既是内化于我们自身,同时又是先验的,这无疑保证了义务的规范性。
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实践不依赖于外物,我们作出选择时不再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只遵循自身的实践理性而行动,并且我们认为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可以获得证立的。
就像今晚我做的那样。不再考虑外在的任何因素,只是遵循自身的实践理性而作出判断并付诸实践,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把理性的判断诉诸我本能的直觉反应,但是我的实践理性肯定也把它包含其中了吧。
蓦地想起孔子说的那句“七十而从心所欲”,实践理性告诉我不用到七十也可以,只要我坚守心中的这个准则,只要我的判断和行为符合它,那么我至少坚守了人之为人的意义,此时我就是自由的。

二、关于黑格尔,历史的起源。
如果我们认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身份/认同问题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哲学至少为某种层面上为我们揭示了这一问题的起源。黑格尔正确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寻求承认的历史。如果黑格尔是对的,那么现在世界所面临的身份/认同政治就可以使用黑格尔的理论进行解释。
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最早见诸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关于主奴斗争的论述,后被科耶夫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进一步诠释,最后被福山所吸收并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里作为论证历史终结论的源点。因此,在这里我所说的,也许是一个名为福山的黑格尔,但这并不影响这一观点的有效性。对于最初的人而言,他不仅需要满足动物性的需求,还需要满足非动物性的需求,即对承认的需求。黑格尔认为单个个体不拥有自我意识,即一个人如果没有他人的承认,就无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无疑揭示了人一开始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份感,与他人赋予他的价值密切相连”。而这种获得承认的斗争又是如此的血腥,必须进行拼上生命的斗争。胜者获得败者的承认,但是胜者并不满足于败者的承认,于是历史的大幕就此拉开。
如果沿着这一机制对当前的身份/认同政治进行考察,我们不难理解当前当前的许多问题。比如性少数群体和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其本质在于获取主流社会的对其社群团体的尊严价值的承认。比如劳工向雇主提出涨工资的需求,乃是认为雇主低估了劳工自身的尊严价值,在这一领域,人的尊严价值和认同通过工资反映出来。
这一机制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当前年轻人所面临的存在主义危机。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其本质为对于年轻人的不认同,所谓的期望可以被表述为“你本可以做得更好或者你应当做得更好”,这种不承认对年轻人的贬损和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年轻人的自身认同的混乱。
在商品拜物教统治下的社会里,社会评价已经被塑造成一种单一的、同质性的标准。如果我们认为理性多元化是真的,那么这种评价就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它遮蔽了人的异质性。但是这种评价已然成为一种霸权,并且通过社会建构出种种关于性别、阶级等话语体系来巩固其自身。就像我们从小被教导的那样,“你要改变自身去适应社会”。
也许我们仍有希望,“如果我们不能反抗霸权,那么就反抗霸权的语言”,世界是被语言所叙述和覆盖的。也许我们的承认最终是为我们自身所赋予。

三、关于文学,Herta Müller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更像是一本语言哲学著作而非一本散文集,或者是它更是一本对过往产出的文本的来自作者本人的解释。语词在其中被缓缓拖长而产生了钝重,一种延异被揭开。
关于语言与沉默。Herta在文本里说了这样一段经历。在秘密警察威胁淹死她的时候,她发现罗马尼亚语里没有“水尸”这个词,这一发现给予了她宽慰:如果世界是被语言所表达和叙述的话,那么权力就没有办法处理一个它自身的语言覆盖之外的东西。但是当她看到墓地里被溺死的女尸后,这种能够借由语言的洞口而逃离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觉。
在这里Herta展开了关于语言和沉默的叙述。在问一个人“在想什么的时候”,这个人可以回答“什么都没在想”。这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答案。思想可以逃逸于语言之外。语言是有边界的,写作是对经验进行切割、分析、加工并填充进语言的过程。语言有描述不了的东西,比如思想,比如人们不愿意或不能说出来的。这时人们用眼神、肢体、脖颈间的皱纹来叙述,此即沉默的表达。
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安全的地方。但是权力的爪牙远比我们想象地更加深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一点福柯是对的。当母语被置于另一种语言的审视下,我们才能反思得出,语言非即故乡。
关于Herta的叙事。显白义与隐微义的分析框架显然并不足够分析她的文本。在她的文本中,语言的叙事与沉默的叙事是并行的。或者是,语言的叙事在于展开这样一种场域:通过把语词的意义推至极致,进行一种叙事的切换,从而让读者进入到词语所不能表达的沉默的场域。在那里藏着Herta所有的真诚与无法用言语述说的思想。
这种阅读体验无疑是珍贵的,它至少表明了语言并非万能的,这是对声音中心主义的摧毁。如果德里达是对的,那么他所宣称的延异可以通过沉默而得以表达。正如理性有界限,语言同样也有。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我们能够思考并思考着的内容,是那些本身就发着光的质料本身。

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声音或者言说居于核心的位置。即所谓声音中心主义。
但是言说真的可靠吗?那些声音在脱口而出的瞬间,往往会偏离我们所意指的内容。有时候是一些外在原因所造成,比如言不由衷的表达,比如在法律上我们必须要甄别出说话人的真意。还有一种内部的原因,声音的接受方因为并不与说话人共享同一套理论预设,因而对语词的理解和意义的接受产生偏差。还有一种是语境所造成的,但这构成一种类似于“前理解”的存在。
但正如德里达所宣称的那样,文本才是形而上学体系中不在场的在场。因为“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写作是一场沉默的行
动,显白之义处的言不由衷,都可以藏在字词之间的隐微结构和那些弯弯曲曲的语词迷宫之中,由它们承载起所有的真理和真诚。

于隐微之义处,我们在沉默之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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